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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之前，還厚顏無恥地問村里人借了錢。

東拼西湊總共借了三千塊錢。

在那個萬元戶都沒有幾個的年代，三千塊是一筆巨款。

那時候，我在廠里一個月的收入才160元。

村里都找不到周康平了，全部跑到我跟前要債。

我的收入，一個人養孩子都不太夠用，債務還都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周康平的母親也不是個善茬。

她一直覺得是我逼走了他兒子，舉著掃帚把我和孩子趕出了家門。

甚至連親孫子都不認。

她擔心我死賴在老家房子里不走，于是和民政局的同志聲稱自己兒子失蹤了，不知道是生是死，硬逼著我領了離婚證。

最后，我帶著周哲彥租了生產隊一間沒人要的農屋，才把日子過了下去。

那時候我成了全縣唯一離婚的女人。

全村的人都對我指指點點，似乎是我做了什麼丟人的事情。

沒有了父親的周哲彥，也成為自卑內向的孩子。

對于孩子，我很自責。

我沒有給他一個正常完整的家庭，所以拼命地對周哲彥好。

又當爹又當媽地把他拉扯大，企圖彌補他失去父親的痛苦。

當然，也有老實可靠的男人，提出要照顧我們母子一輩子。

我當時為了顧及周哲彥的感受，拒絕了。

我白天在廠里上班，什麼苦活累活都搶著干。

廠里看到我的拼命勁，提拔我做了車間主任。

晚上時候，我抽時間做小手工。

慢慢地，日子好了起來。

我不僅還清了周康平留下來的債務，還把兒子拉扯成人。

最讓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周哲彥踏實肯學，從小學習成績一路領先。

校領導多次減免了我們的學雜費。

高考后，周哲彥成了村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，考上了省城的師范大學。

接到通知書的那天，村里的領導都來家里放鞭炮祝賀。

鄉親們都圍在我們租的房子跟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