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三年，陳煥生當上國營棉紡廠廠長那天，廠裡🔪了兩頭豬慶賀。 他在臺上發言，感謝了領導，感謝了師傅，感謝了幫他抄檔案的女技術員周敏。 唯獨沒有提我。 臺下有人小聲問："廠長嫂子呢？" 周敏笑盈盈替他擋了話："姜姐身體不好，在家歇著呢。" 在家歇著？ 我凌晨三點起來給他熬的慶功湯，被周敏端走時，她說是自己燉的。 我攢了八年的布票、肉票、工業券，全換成了他上夜校的學費、他應酬的好煙、他送領導的茅臺。 我把縫紉機賣了給他買鋼筆，把腳踏車讓出來給他騎，把手錶當了給他湊出差的路費。 三轉一響，我一樣樣親手攢起來，又一樣樣為他拆碎。 這些，他全忘了。 但我記得清清楚楚。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回來，襯衣領子上一道口紅印。他連藏都懶得藏。 他說："姜禾，我現在是廠長了，你能不能學著點？別整天灰頭土臉的，出去丟我的人。" 我點了點頭。 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家裡存摺上的三千二百塊錢全部取出來，揣上戶口本和我媽留給我的玉鐲子，領著六歲的女兒，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。 他以為我去走親戚。 他不知道，我懷裡揣著的，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招工通知書。 他更不知道，那是他隨手扔掉的——他說，一個女人跑去深圳，讓他臉往哪擱。 那封通知書，我從垃圾桶裡撿起來，藏了整整三個月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就開始看手機。 椅子都沒坐熱，他劃了三條朋友圈，回了兩條訊息，杯子裡的茶換了一次水。 我坐在對面，選單還沒翻開。 “你平時……做什麼工作？”我試著開口。 “嗯？”他頭都沒抬，“網際網路吧。” 然後他接了個電話。 當著我的面。 “哥們兒，別提了——”他壓低聲音，但隔著一張桌子，每個字都聽得見。 “我姨介紹的，說條件不錯。條件？你看看這——” 他頓了一下。 我看著他。 他沒看我。 “——下次你幫我把把關行嗎？照片都不發一張，來了我才知道長什麼樣。”

我爹是個過氣的街頭混混，我媽是個退隱的暴躁太妹。 這對臥龍鳳雛在派出所一見鍾情，為了所謂的江湖道義生下了我。 他們對我實行「練廢了就重開」的放養政策。 直到那一天，他們在我的枕頭套裡翻出了一張全省英語競賽一等獎的證書。 全家炸鍋了。 我爹手都在抖：「十六歲啊！整整十六歲！以前家長會都是誰去的？我在道上的臉往哪擱！」 我媽更崩潰：「造孽啊！這晦氣東西她竟然藏著掖著！這傳出去我在姐妹圈裡還怎麼混！」 那天，那張燙金獎狀被拍在桌上，彷彿是一張通緝令。 他們決定，必須對我進行緊急干預，誓要把我從「學霸」的歧途上拉回來，做個「有血性」的社會人。